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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宝莱中国区总裁郭木：健康中国战略为营养健康产业带来广阔市场机遇******
【跨国企业在中国】
编者按：
走进在华跨国企业，听外企老总谈“中国式现代化机遇”、释“经济全球化之道”。
中新网11月9日电 题：康宝莱中国区总裁郭木：健康中国战略为营养健康产业带来广阔市场机遇
中新财经 吴家驹
“近年来，中国政府不断出台各种改善营商环境、完善市场监管机制的政策，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有利于行业的稳定、规范和长期发展，企业经营环境的公平性和便利性得到不断改善。”康宝莱中国区总裁、全球高级副总裁郭木近日接受中新财经专访时如是说。
他表示，中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更加坚定了我们持续投资中国的信心。在营养健康产业，我们看到了中国广阔的市场机遇。
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财经：自1998年在中国开设第一家工厂以来，康宝莱进入中国市场已经20多年了，您能否介绍下康宝莱在中国市场取得成绩的背后，采取了哪些本土化策略？
郭木：在过去的四十年中，改革开放带来中国的经济腾飞，为外资企业在华发展开辟了历史性的机遇。康宝莱深耕中国市场20余年，成就康宝莱在华蓬勃发展的是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和健康意识的不断提升、中国消费市场的持续升级，更是中国不断以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所彰显出的大国胸怀。
对于康宝莱来说，中国不仅是全球最重要的战略市场，更是全球价值链中意义非凡的组成部分。我们致力于不断推动本土价值链的现代化升级，大力提升本土研发创新和生产制造水平，以更本土化、多元化的营养产品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多的选择。
2019年，康宝莱在上海投资1.6亿元人民币建立了全球首个产品创新中心，助力公司在中国实现端到端的本土化创新，帮助我们将营养科学领域的成果，快速转化成营养健康产品。自创新中心建立以来，康宝莱已经在中国上市了近40余款新产品。
在中国，我们持续强化本土制造实力。康宝莱在全球拥有五个制造基地，其中有三家在中国，分别设立在苏州、长沙和南京。2000年，苏州工厂开始投产，为中国市场生产粉状和片剂产品，并在2012年实施扩容。同年，康宝莱在长沙开设了全球原料基地，实现了公司原材料供应链的一体化。2016年，南京工厂正式投产，目前主营生产蛋白混合饮料、蛋白营养粉、部分片剂产品以及运动营养产品。
近年来，新式茶饮的热潮席卷中国市场，也带动了消费者对康宝莱茶饮产品的需求。此前，茶饮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制粒”环节只能在美国完成，生产和上市周期较长。今年，我们投资近5000万元人民币在南京工厂建设了茶粉固体饮料生产线，生产效率实现了跨越式的提升。康宝莱中国也成为茶粉固体饮料在美国以外的唯一生产基地。目前，新产线已经正式投入使用，每批次设计产能可达500公斤。此外，产品上市时间也缩短至此前的三分之一，快速满足中国市场对于这一产品的需求。
中新财经：近年来，中国持续实推进健康中国行动，中国消费者观念发生很大变化，对康宝莱的业务带来了哪些影响？
郭木：随着“健康中国”正式升级为国家战略，以及公众越来越重视自身的营养与健康状况。例如，近年来中国肥胖人数不断攀升，健康意识的提升让代餐成为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实现营养目标和健康生活方式的工具。
今年我们举办了“康宝莱代餐科普日”活动，并发起了针对中国消费者代餐消费情况的调研。调研结果显示，中国消费者对于代餐的认知度和接受度持续提升，市场需求不断增加，前景广阔。
近些年来，中国也迎来了全民健身的热潮，从马拉松、骑行、居家健身，到以飞盘、桨板、陆地冲浪等项目为代表的广受年轻消费者追捧的新兴运动，我们能够感受到越来越多的民众正在追求一种更加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与康宝莱所倡导的“营养+运动”的健康生活理念高度契合。在运动营养方面，我们看到了中国广阔的市场机遇。
此外，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90后、甚至95后群体将目光投向了健康、养生，并希望通过科学使用营养保健品来帮助提升自己整体的健康状况，康宝莱的顾客群体在近年来呈现出越来越年轻的趋势，80%是80年代后出生的人群，25%是95后。现在很多年轻人希望自己“有颜有型”，康宝莱也相应地开发了更多定制化的新产品。
中新财经：康宝莱对于中国市场有哪些展望和布局，能否介绍下公司的战略规划？
郭木：康宝莱未来将继续发力体重管理领域，加强产品创新，丰富产品组合，深耕个性化营养市场。今天，千人一面的产品选择已经无法满足广大消费者日益凸显的个性化需求。每个人由于年龄、性别、人生阶段的不同，对于营养和健康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有可能是减重，也有可能是日常的体重管理、营养补充以及运动营养方面的需求，等等。依托位于上海的产品创新中心，我们将不断研发出更符合中国消费者口味和需求的产品。
我们将持续以高质量服务打造差异化竞争力。康宝莱在中国的服务商很多都拥有营养师认证。他们为消费者一对一进行辅导，鼓励消费者拥抱更健康、更积极的生活方式。我认为这一模式更加契合今天消费者所期待的精准服务。同时，我们也将加速数字化转型赋能服务商，为他们打通“一对一”精准顾客服务的资源和平台链路，从而更好地聚焦客户需求，推进顾客服务的场景化、精细化运营。
中新财经：中国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外商投资政策支持。对此，您有哪些较深感受？
郭木：近年来，中国在优化外商投资政策和营商环境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中国政府不断出台各种改善营商环境、完善市场监管机制的政策，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有利于行业的稳定、规范和长期发展，企业经营环境的公平性和便利性得到不断改善。
在登记注册方面，政府部门不断深化“证照分离”、“多证合一”等商事制度改革和提供高效便利的登记注册服务，对保健食品注册实现注册、备案“双轨制”，形成监管法规体系化、技术及产品标准化；在监督管理方面，根据企业信用风险等级实施差异化监管，创新推行包容审慎监管。这些政策都有利于行业的稳定、规范和长期发展，企业经营环境的公平性和便利性得到不断的改善。
此外，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为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广大企业提供了包括进博会、消博会、购物节等在内的众多优质平台，这种“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形式对企业推广产品、提振业务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面对世界格局变化和疫情挑战，中国坚定推进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这更加坚定了我们持续投资中国的信心。(完)
选择春节后离婚的人们****** “不留遗憾，我们吃完年夜饭再离婚” 选择春节后离婚的人们 年后扎堆离婚？多地民政局离婚办理处大排“长龙”？近期，多个网络流传视频内容显示，部分地区的民政局离婚登记处在春节后“爆火”，甚至有传言称一些地区离婚队伍排到了民政局门口。 目前，上述部分视频已得到官方辟谣。记者也向多地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了解到，因过年期间不办理业务，一些地区年后离婚办理人数的确有所上升，但并未大排“长龙”，还有一些地区则回复称，并未出现上升现象，甚至结婚人数比离婚人数更多…… 离婚率在近20年内逐步攀升早已不是新鲜事，记者梳理发现，从2003年到2019年，我国全国粗离婚率(年度离婚数与总人口之比，通常以千分率表示)陡然上升，离婚登记对数在此期间翻了近4倍。尽管，选择年后离婚并非真的形成潮流，但在年后办理离婚的队伍里，一些人坦言，之所以专门预约年后离婚，就是为了和孩子、双边父母吃一顿年夜饭，不留下最后的遗憾。 1 节后出现离婚潮了吗？ 多地民政局回应： 离婚人数并未陡增 1月28日，网上流传安徽阜阳一男子发布视频，显示阜阳颖上县民政局内仅有两对新人结婚，而离婚队伍却排到了民政局门外。一时间，年后扎堆离婚的话题在网络引发热议。 但很快，颍上县民政局就在1月30日对外发布了辟谣声明，称短视频内容为谣言。声明中解释，该视频所拍摄内容均位于一楼结婚登记窗口，排队人员均为办理结婚登记的群众，而离婚登记窗口在二楼，该信息视频系偷梁换柱、混淆视听。 无独有偶，另一位网友也在近期发布了江西上饶鄱阳县民政局离婚室门口排长队的视频。据此，江西上饶市民政局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视频中的具体情况正在核实中，但从市民政局婚姻登记数据来看，离婚业务量与年前相比没有太大的差别。 年后离婚高峰期是否真实？记者向多地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了解了相关情况。总体来看，多个民政局工作人员都表示：“年后办理结婚和离婚的人数的确有所增加，但总体仍处在平稳期。” 1月31日，济南市某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以当天上午的工作时间来看，申请办理离婚业务的人数为5对，办理结婚业务的人数为3对。处于正常状态，并没有所谓结婚、离婚高峰期。” 然而，扬州市民吴女士告诉记者：“我在年后第3天办理了离婚手续，的确有排队，但没有大排‘长龙’。”吴女士表示，自己并非特意选择在年后离婚，只是年前的预约日期、人数已满，恰好预约到了年后第三天。 吴女士告诉记者，她当天上午10点左右她来到当地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排队时间也并未超过1小时。“有排队可能是因为过年期间不办理业务，所以都放到年后来办理，人数自然有所增加。” 杭州市某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的接线员也给出了同样的回答。“虽然还没有近期详细统计数据，但年后无论办理离婚还是结婚的数量，一般都会有所上升。”该接线员解释，这是因为过年期间民政局不办理业务，因此导致结婚和离婚申请积压。这是正常现象，并没有明显陡增，依旧处于平稳期。 此外，记者还致电北京市海淀区、天津市和平区等多个婚姻登记处，上述地区工作人员均表示，节后办理离婚的人没有明显增多。其中，河南郑州市民政局则提出，年后民政局办理离婚的申请没有剧增，反而来办结婚的人数增加了不少。 2 婚姻服务业从业者： 回谁家过年、家务如何分担等 成年后离婚推手 尽管吴女士在年后办理离婚属于巧合。但也有人为了吃上最后一顿团圆饭，才故意选择了年后办理离婚手续。 “我们本来商量好了在2022年的12月末离婚，但是想带着孩子在两边吃上最后一顿团年饭，所以我们还是把离婚的日子敲定在了年后。” 现年39岁的梁女士，1月31日下午在无锡当地办理了离婚手续。她告诉记者，自己当天上午就办理完结，也没有大排长队。但讲起自己的离婚经过，梁女士还是有些哽咽。 结婚近10年的梁女士和前夫育有一个女儿：“虽然孩子只有6岁，但她已经知道离婚的意义，表现得很难过。”尽管孩子最终由梁女士抚养，但女儿对爸爸的不舍梁女士也看在眼里。为了弥补孩子的这份缺失以及向双边父母当面解释，梁女士最终与前夫商定，将离婚日子选在年后。 过年期间，梁女士和前夫带着女儿在婆家和娘家分别吃了团年饭，并向双边的父母表达了感谢。在梁女士看来：“我们夫妻走向离婚并没有深仇大恨，只是观念不和。”而这最后的团年饭，也是梁女士不愿为自己和家人在留下遗憾。 “实际上，过年期间就咨询离婚、年后办理离婚的人的确会有所增加。”一家婚姻挽救和服务中心的负责人黄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其公司成立的近3年里，他能明显感觉到，每年岁末年初，都是公司业务量比较大的时候。 据黄先生介绍，他所经营的婚姻挽救和服务中心，其中一些业务就是帮助夫妻重塑婚姻，解决婚姻中遇到的各类问题。“从我们遇到的案例来看，过年期间出问题，尤其是涉及到在谁家过年、过年时和长辈相处遇阻，分担春节期间的家务等等，都能成为婚姻走向破裂的推手。” 在黄先生的记忆里，曾经就有一位男士提出，因年后想带妻子回村里的婆家过年，过年期间妻子又承担大量家务，最后妻子才有了离婚想法。据黄先生介绍，该男子因自己老家的习俗，已多次带妻子回婆家过大年三十，直到大年初二才能回娘家。而这也造成妻子多年的不满。此外，过年期间家里的家宴也都由妻子和婆婆负责，长期下来，妻子有了怨言。 在黄先生的劝和下，该男子的婚姻最终没有破裂。但也有一些夫妻因春节的各项繁杂事物，最终也没能走到一起，即便经过了离婚冷静期，最后还是选择了在过年后离婚。 3 社会学专家： 避免冲动离婚 需将相关社会服务制度化 离婚率的攀升早已不是新鲜话题。自2003年开始，我国离婚率便开始走入上升通道。记者梳理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近10年来粗离婚率数据发现，从2003年到2019年，全国离婚率有了明显攀升，但自2020年后，离婚率却有明显下降。 历年统计结果显示，2003年全国离婚登记达到133万对，粗离婚率为1.05‰，此后一直呈上升趋势；到2016年离婚登记升至415.82万对，全国粗离婚率首次到了3.00‰以上；直到2019年，离婚登记达到470.06万对，全国粗离婚率升至3.36‰，成为近10年来离婚峰值。 从2003年到2019年，这16年里为何我国离婚率连续走高？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教授文军告诉记者，这背后主要有几个方面原因。 其一，从宏观方面来说，由于社会变迁和转型节奏加快，对传统意上的夫妻分工和家庭结构形成冲击，越来越多女性走上工作岗位，社会地位提升，经济从属性降低，带来的家庭稳定性也随即打破，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离婚的可能性； 其二，从微观方面来说，社会进步带来的人们思想解放，对传统婚姻的理解发生变化，不再认为离婚是不好的行为，也让更多人敢于追求个人幸福，向低质量的婚姻说不，因此增加了离婚的可能性。 在文军看来，离婚率走高的背后，也反映出了我国社会组织、人际关系互助网络建设以及社区公共服务水平不足的症结。“尤其是年轻人的冲动离婚，我们除了行政手段干预外，目前仍旧缺乏有效的社会服务来化解，社会组织提供的优秀解决办法乃至情感咨询和疏导仍旧不足。 不过，记者也注意到，2019年后，我国离婚率逐渐走上了下坡路。到2020年，离婚登记从超470万对降至433.9万对，粗离婚率回落至3.09‰；2021年则降至283.93万对，粗离婚率下降到2.01‰。 对此，在文军看来，2019年后离婚数据回落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我国离婚率上升16年后回落，说明已经达到来峰值，开始向平稳状态过渡。”此外，文军表示，离婚冷静期的设置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这几年离婚率下降提供了“土壤”。 在文军看来，要想避免类似年后冲动离婚的现象出现，各地社会化服务应该跟上，并逐步将社区情感动员工作、婚姻咨询工作、社区调节工作，心理情感建设工作等纳入制度化建设。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雨奇 吴阳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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